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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骨髓瘤治療新進展,你get了嗎?

来源:www.uuuwell.com  2020-11-21 11:57

   

  複發或難治性原發性縱隔B細胞淋巴瘤:O藥方案初現療效;濾泡性淋巴瘤:低免疫浸潤或預示24個月內疾病進展風險高; 進展期多發性骨髓瘤:挽救治療不能改善生存

  01

  複發或難治性原發性縱隔B細胞淋巴瘤:O藥方案初現療效

  根據發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的 2期CheckMate 436試驗結果,對於複發或難治性原發性縱隔B細胞淋巴瘤(PMBL),納武利尤單抗(俗稱「O葯」)與brentuximab vedotin聯合治療具有較高的抗腫瘤活性且安全性可控。

  研究人員表示,PMBL是一種罕見的侵襲性胸腺B細胞淋巴瘤,占非霍奇金淋巴瘤的2%~4%,占瀰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DLBCL)的10%。由於目前複發或難治性PMBL治療尚無標準方案,其通常採用與其他DLBCL類似的方案治療,因此患者迫切需要新的方案。該研究表明納武利尤單抗與brentuximab vedotin兩者可能具有協同作用,是複發或難治性PMBL的一種有前景的治療選擇。

  ■ 研究概要

  研究人員首先在1期CheckMate 436試驗中確認了兩種藥物使用劑量:納武利尤單抗240mg IV,brentuximab vedotin 1.8mg/kg IV。

  在2期開放標籤、多中心試驗中,共有30例複發或難治性PMBL患者服用上述劑量的藥物,直至疾病進展或發生不可接受毒性。主要終點為客觀緩解率(ORR)。

  中位隨訪11.1個月,結果顯示研究者評估的ORR為73%,完全緩解率為37%;盲態獨立中心評估的ORR為70%,完全代謝緩解率為43%。

  第一次客觀緩解發生的時間為中位1.3個月(範圍:1.3~1.6)時,完全緩解(CR)在中位3.2個月(範圍2.5~5.6)時。

  11例緩解的患者之後接受了異體(n=6)或自體(n=5)造血幹細胞移植

  6個月無進展生存(PFS)率為63.5%(95%CI 42.5~78.6),6個月總生存(OS)率為86.3%(95%CI 67.5~94.6)。

  中位緩解持續時間、中位PFS和中位OS尚未達到。

  大多數患者(n=25)經歷了治療相關不良事件,其中9例發生3級或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症。其他不良事件包括周圍神經病變血小板減少症皮疹、外周感覺神經病和甲狀腺功能亢進

  02

  濾泡性淋巴瘤:低免疫浸潤或預示24個月內疾病進展風險高

  濾泡性淋巴瘤(FL)是最常見的惰性非霍奇金淋巴瘤,15%~30%的FL患者會在24個月內出現疾病進展(POD24),因此了解其免疫生物學特徵至關重要。低腫瘤內免疫浸潤與實體瘤預后較差相關,但目前尚不清楚FL患者POD24與免疫浸潤之間是否存在類似的關係。

  近日,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Tobin JWD等研究發現,通過程序死亡配體2(PD-L2)表達水平評估免疫浸潤的程度可能有助於識別有POD24風險的患者。

  ■ 研究概要

  研究人員採用定製代碼集(包括五種免疫效應物、六種免疫檢查點、一種巨噬細胞分子)檢測數字基因表達,並將其應用於早期和晚期FL患者發現隊列(n=132)。

  免疫浸潤曲線在兩個需要全身治療的晚期FL患者獨立隊列中得到驗證(隊列1:n=138,患者接受利妥昔單抗聯合環磷酰胺長春新鹼潑尼松方案治療;隊列2:n=45,患者接受利妥昔單抗聯合環磷酰胺、多柔比星、長春新鹼、潑尼松方案治療),選擇後者是為了對經歷POD24事件以及在≥在5年內沒有進展的患者進行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免疫分子表現出明顯的聚集,無論分類為免疫效應物、免疫檢查點或巨噬細胞分子,均表現為高表達或低表達。

  其中低PD-L2是區分不良預後患者的最敏感/特異的標誌物,因此選擇PD-L2來區分免疫浸潤高(即高PD-L2)與免疫浸潤低(即低PD-L2)的FL活檢組織。免疫浸潤高的組織中表達出更多的巨噬細胞和以及克隆擴增T細胞群。

  值得注意的是,免疫浸潤低的FL亞組患者更多發生POD24事件(OR 4.32,c-統計0.81,P=0.001),並且在獨立隊列中得到驗證(隊列1:OR 2.95,c-統計0.75,P=0.011;隊列2:OR 7.09,c-統計0.88,P=0.011)。

  研究還發現,基因突變在高和低免疫浸潤組織間的比例相同,表明免疫浸潤的程度捕獲了不同於其突變特徵的FL生物學特徵。

  03

  進展期多發性骨髓瘤:

  挽救治療不能改善生存

  德國海德堡大學醫院Joanna Blocka等研究發現,對於誘導治療后疾病進展(PD)的多發性骨髓瘤患者,通過挽救治療加深緩解不能改善PFS或OS。研究發表在《Leukemia & Lymphoma》。

  ■ 研究概要

  這項回顧性分析納入1991~2016年期間接受治療的1599例骨髓瘤患者,旨在探索誘導治療后PD的患者應接受挽救治療還是直接接受自體幹細胞移植(ASCT)。

  其中931例(58.2%)為非試驗患者(NTP),334例參加GMMG-HD3試驗[長春新鹼、多柔比星和地塞米松(VAD)誘導治療+干擾素維持治療 vs 沙利度胺、多柔比星和地塞米松(TAD)誘導治療+沙利度胺維持治療],324例參加GMMG-HD4試驗[VAD誘導治療+沙利度胺維持治療 vs 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和地塞米松(PAD)誘導治療+硼替佐米維持治療]。

  23例(1.4%)患者由於疾病進展接受挽救治療,並在第一次ASCT前加深了腫瘤緩解。其中12例誘導治療接受了新型藥物,11例未接受。

  研究顯示,在1599例患者中,在第一次ASCT前5.3%達到CR,71.8%部分緩解(PR),9.7%微小緩解(MR),5.7%疾病穩定;7.5%(120例)的患者在最後一次誘導治療和ASCT之間PD。

  比較發現,PD和至少SD的患者之間的PFS和OS無顯著差異,無論是單變數分析還是多變數分析;在接受新型和非新型藥物治療的患者中,第一次ASCT前緩解的預后價值也沒有差異。

  不過在接受新型藥物治療的亞組患者中,PD患者相比非PD患者的PFS和OS均顯著更差,無論是單變數分析還是多變數分析。與之相反,在未接受新型藥物治療的患者中沒有觀察到這種關聯。

  研究人員進一步比較了在PD后直接進行ASCT的患者與PD後接受挽救治療並在ASCT前至少SD的患者的預后,結果顯示,通過挽救治療加深緩解並沒有改善PFS(HR 0.71,95%CI 0.28~1.80,P=0.5)和OS(0.77,0.30~1.95,P=0.6),無論是接受新型藥物治療(PFS:0.66,0.23~1.85,P=0.4;OS:0.76,0.27~2.15,P=0.6),還是未接受新型藥物治療方案(PFS:0.86,0.36~2.07,P=0.7;OS:0.80,0.34~1.91,P=0.6)。

  雖然該研究分析的挽救治療隊列的樣本量較小(n=23),且多變數分析沒有考慮細胞遺傳學因素,但研究結果表明初始未應答者更可能受益於直接移植而非挽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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