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退還是進
■ 我國每年有５０萬人等待腎移植，只有１％可獲得移植機會
「從１９６０年吳階平教授實施第一例腎移植手術以來，我國腎移植手術逐年上升，從２０００年開始，腎移植手術就已經達到了５０００例，但是直至現在，腎移植例數仍然徘徊在５０００例左右。」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長陳實說。６月３日，在衛生部牽頭召開的「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項目第二屆學術研討會」上，雲集了國內器官移植界的精英。腎移植手術連續幾年徘徊在５０００例的現象，引起了與會者的關注。「主要原因是因為腎源有限，社會所能提供的供體腎只有這麼多，這家做多了，那家就做得少。」陳實說。
「供體器官來源不足」是我國醫學界公認的問題，但是由於牽涉到倫理道德、傳統觀念、公眾情感、國家立法等社會「敏感」因素，故討論一直限於小範圍內。就在前年春天的一次採訪中，一位醫學專家還就「移植器官來源」問題「太敏感」，叮囑記者「不要提及具體數字和醫生」。而此次會議首次公開發布了「一些聽起來敏感」的數字，被認為「展示了社會和官方的開明」。
「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和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增加，器官缺乏的現象會日益嚴重，要想使這個矛盾得到緩解，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在更廣的範圍討論，如腦死亡立法、醫療保險機制改革等，這不但需要政府支持，而且需要公眾參與。」與會專家一致認為。
供體器官在全球均告缺乏
在中國尤其嚴重
「器官缺乏是一個全世界移植界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在中國尤其嚴重。」 陳實坦言。
在器官移植中，腎移植歷史最久，最為廣泛，成功率最高。２０多年來，我國已經進行了４萬餘例腎移植手術，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據了解，我國每年有１００萬尿毒症患者，有５０萬患者等待腎移植，有５０００患者可以得到移植，即１％；在美國，每年約９萬人在等待腎移植，約２萬即２０％多的人可以獲得移植；這個比例在歐洲更高一些；在伊朗則由於政府的補償機制，有供者「等待」受者的罕見現象。
「一方面要增加器官來源，另一方面要節省器官資源。」陳實介紹說，在我國的幾個優秀的器官移植中心，醫療技術和設備與國際相差無幾，我國腎移植患者的最長存活時間已經達到了２７年。但是近幾年，很多醫院都開展了器官移植項目，但技術上存在著良莠不齊，這使得部分器官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他說：「在美國，國家設有一個專門的器官調控中心，統一分配器官。這樣能夠使得器官充分利用、節省器官資源，但在我國還沒有這樣一個機構。」
手術費和傳統觀念
制約親屬腎移植推廣
「能夠解決資源缺乏問題的可行辦法就是親屬腎捐贈，但是親屬腎少得可憐。」陳實和唐孝達告訴記者，唐是國內另一家優秀的器官移植中心――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的顧問。
此次會議公布的另一組「敏感」數字是：在２００２年中國內地進行的５０００多例腎移植手術中，只有７６例為親屬間活體腎移植，所占比例約為１．５％；而美國２０００年進行的腎移植中，親屬腎所占的比例就已經達到了５２％；我國香港、台灣地區的比例分別約為２２．６％、１９．１％；在日本，據說達到了７０％。
據了解，器官移植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供、受雙方的基因型是否「相配」，而「基因相配」比例在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間最高，因而移植成功率最高；另外，共同生活２０年以上的夫妻，腎移植成功率也非常高。資料表明，親屬間活體腎移植與屍腎移植比較，５年存活率分別為７６％和６３％，而且親屬間活體腎移植產生的身體排異反應小，大大減少了移植藥物的使用，節省了醫療費用。
那麼，為何親屬腎這樣少？陳實的分析是：「與傳統觀念影響、缺乏科學知識有關，但重要的是手術費用問題。」唐孝達也同意這個觀點。據了解，在我國，健康供體的手術及住院費用不能由醫保報銷，以腎移植為例，這部分費用約為２萬－４萬元――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親屬的捐腎行為。另外，傳統的觀念不能接受「把自己的一個腎割除，捐給別人」的做法，這也制約了親屬間腎移植的開展。
手術費用能否降低？
有待醫保制度改革
專家們傾向於認為，在我國，相對於傳統觀念等因素，供者數萬元的手術費用難以由醫保報銷，是目前制約親屬間器官移植推廣的最大困難之一。據了解，尿毒症最有效的治療方式是血液透析和腎臟移植，前者每月的花費在５０００元左右，後者術后的藥物維持費用約為３０００元。有觀點認為「腎臟移植能顯著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且親屬間移植用藥量較少，故綜合而言，腎臟移植比透析更利於減輕社會醫療負擔。」
「對於二者造成的醫療經濟負擔，國內目前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故目前無法判斷。但是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關注。」衛生部國際交流合作中心對外聯絡與合作部部長周簡對記者表示。據介紹，與供者醫療費用能否報銷相關的醫保制度改革，決定權在勞動保障部門，而短期內仍難以改變。而在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伊朗等國家，政府會對活體腎臟供者在經濟等方面給予補償，以此鼓勵親屬間器官捐贈。
去年，衛生部與瑞士諾華製藥公司名下的諾華人與環境基金會，曾在去年簽署了「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項目」協議，此次學術會議即是在這個項目的支持下召開的。諾華製藥公司在１９８４年，研製出了抗移植排斥反應藥物環孢素Ａ。這種藥物被認為「對移植手術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導致此後２０年全世界的移植手術有了戲劇性的增長。」
由諾華製藥設立的「諾華親屬腎移植基金」，是中國首個向腎移植供者提供資助的基金。該基金將在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３年間，每年提供３３萬元、共計１００萬元人民幣，用於資助經濟困難的親屬腎移植供者，支付其部分手術費用。據了解，這個基金資助的額度是每例手術５０００元，每年約６６例親屬間腎移植供者將得到幫助。但是相對於５０萬等待腎移植的患者來說，這種企業公益行為提供的幫助仍是「杯水車薪」。
「器官移植事業的發展，有待于政府支持和公眾參與。」與會專家認為。
傳統觀念上難以接受
「腦死亡」法近期難出台
雖然，專家一再強調，制定腦死亡標準的目的不是為了「方便器官移植」，但無疑，「腦死亡」的立法和實施，會擴大移植器官的來源。
今年５月，一則「我國腦死亡標準即將出台」的消息在社會上引起震動，但隨即中國衛生部以極其堅決的語氣否認此消息。
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孫東東對媒體明確表示：「《腦死亡判定標準》肯定要出台，但最近不可能出台。」孫是衛生部腦死亡立法起草小組成員之一，至於原因，他分析說：「最大的困難來自人們的傳統觀念。」
衛生部鄭重闢謠的這則新聞中稱，「腦死亡標準的制定者」是同濟醫院，這令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哭笑不得，他當時在手術室里呆了十幾個小時，做一例心臟移植，「出了手術室，『謠言』已經滿天飛了。」陳忠華和陳實所在的這家研究所，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技術水平和前衛意識一直引人注目，陳忠華在醫學界更以堅決支持「腦死亡」立法而著稱。
「醫學界，以我們為例，實施的腦死亡案例，本來就是走在違法與合法交界的窄窄的真空地帶。這麼搞，衛生部的聲明恐怕讓這條窄窄的真空地帶也消失了。」一周前，陳忠華向記者表示，他指的是衛生部上述聲明中的最後一句：「實施腦死亡判定必須以相應的法律法規為前提條件，也就是只有在通過立法以後方可實施」。而去年，陳忠華所在的研究所已經「越了雷池」。雖然，陳忠華一連做了三個手勢，強調「是在極其嚴格的、檢測內容超出國內草擬標準、徵得家屬完全同意的情況下」，但他仍有擔心，「（我們）這麼做存在法律漏洞，一旦家屬提起上訴，我們極其被動。」Ｊ０８２商報記者 李國君
觀點交鋒
人們的錯誤認識，增加了對腦死亡的恐懼和擔憂。首先，誤認為「制定腦死亡標準是為了方便器官移植」，其實，器官移植和腦死亡一直是分開的，兩個條例不能合在一起，起草的人也不同。其次，誤以為腦死亡判定標準將替代呼吸、心跳的死亡判定標準，其實，兩個標準不會互相取代，患者家屬可選擇腦死亡判定，也可選擇常規的呼吸、心跳死亡判定，決定權在患者家屬手裡，不在醫生手裡。
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孫東東
現在主張「腦死亡」的基礎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減少患者家屬與社會的治療壓力；二是降低患者本人的痛苦，讓患者「死」得有尊嚴；三是更多地為社會謀利，「腦死亡」患者的身體器官可做為移植器官。但是，這些理由非常勉強，什麼樣的生命應該得到保護？能不能以結束一個價值低的生命以維持另一個生命？能不能以價值高低來決定一個生命要不要存在？對社會而言，死亡標準的變化也會引起價值觀念、法律制度的變化，所以，在當前情況下，「腦死亡」的立法應謹慎。
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教授 舒國瀅
目前社會上對「腦死亡」的認識，存在五大誤區：一、宣布患者「腦死亡」是減輕其痛苦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患者已經死亡，沒有痛苦可言；「腦死亡」對於患者家屬來說，則減輕了等待和無望；二、「腦死亡」與植物人混為一談，這兩者的判斷標準根本不同，有無自主呼吸就可判斷；三、「腦死亡」與安樂死混為一談，這兩者是生命自主權的根本不同，「腦死亡」是生命自主權自然延伸到家屬，後者是患者主動要求死亡；四、「腦死亡」並非器官移植的需要，器官移植任何時候都要徵得雙方同意，它不會緩解器官移植的緊迫需要；五、法學界對「腦死亡」立法意義認識不深，對「腦死亡」可能引起民事侵權表示擔憂；醫學界本身對「腦死亡」的再學習也不夠，理論準備還不充分。
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 陳忠華 J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