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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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並稱「四書五經」。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

介紹

  《論語》 英文:The Analects 

孔子

  《論語》記載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共四十捲,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寫,是我國古代儒家經典著作之一,是首創語錄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源於此,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與墨家對立)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和「中庸」。《論語》是記錄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於孔子言行的一部書。   《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論語》是孔子講的話,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論語》成書于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 慎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曆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于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雖說是焚書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實是一些方士及一些書本),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孔子簡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 在家族中年齡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稱為孔老二,春秋時魯國陬邑人,漢族,享年73歲,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是

論語唐抄本(6張)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文學家。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做過委吏(管理糧倉)與乘田(管理牲畜)。他雖然生活貧苦,但好學上進善於取法他人,曾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於他知識淵博,開始授徒講學,是私人講學之風的開創者,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下移,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用途

  古人都是通過背書,才成為狀元的……如今,現代人已沒有這樣的習慣了。據書中簡介曰:「背書要趁早,越早越好;經典如佳釀,越久越香。」《三字經》雲:「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   此書還可以用於中考的字詞、做人的道理、高考的名句和古今的智慧!

雜談

  (一)「論語」命名的意義和來由   《論語》與《中庸》《孟子》《大學》合稱「四書」

讀論語學做人

  班超的《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   「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里,我們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于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麼,「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說到這裡,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麼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后出的主觀看法了。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雲: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唐代抄本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二)「論語」的作者和編著年代   《論語》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于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彙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麼,《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麼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雲:吾不試,故藝。』」   「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偽《孔子家語》(后經出土文獻證明並非偽書,詳見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因此可以認為琴牢和琴張應該是同一個人)。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裡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裡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裡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啟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余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為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于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孔子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麼,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于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后,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麼,這裡后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著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謚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麼,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著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麼,《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末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   (三)「論語」版本和真偽   《論語》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後來又講習《齊論》,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為根據,「采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由認為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注》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裡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隻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論語》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我很同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的主張,我們應該相信論語來補充《左傳》,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於崔述於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四)略談古今「論語」的註釋書籍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才進而學習「五經」,「

論語

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偽古文)《易經》《儀禮》和《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的啟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註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後漢書》有傳)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隻存于《論語集解》中。現在《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註《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冊府元龜》卷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于《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于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此書在《例言》中已有論述,不再重複。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家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游刃有餘。他的《論語譯註》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7) 錢峻《論語淺講》   (四)有關論語的小故事   《論語》是儒家的經典之作,它對很多文化名人產生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很喜歡《論語》,曾經借用《論語》中「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這句話給他的女兒們取名為李敏、李訥,希望她們成為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的人。

引用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于2012年4月10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新當選並獲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他勉勵梁振英要清正廉潔。「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唯有立身正、為政正,才能聚人心、合眾力,開拓施政新局面。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出自《論語》。據載,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他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大意是說:「只要你領導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風氣就自然正了。」 溫總理在這裡引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僅對梁振英為官從政寄予一種期盼和囑托,而且對每一個領導幹部來說,也是一種鞭策和激勵。[1]

內容

如何做人

老年的孔子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隻是靠僥倖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倖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頭。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麼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讚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即: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XX、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裡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于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幾句關於做人的語句   1.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3.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4.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5.子曰:「君子欲納于言而敏於行。」

人格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裡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XX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注意三個方面的規範: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注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慾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只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其五,君子不黨。孔子認為,君子之間的交往應該做到「周而不比」;《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時還要「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一種和諧的共生關係;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關於學習

  《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鑒。這些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即真正愛好它的人,為它而快樂的人才能真正學好它。孔子讚揚的顏淵就有這種發奮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致志,知難而進。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讀書的人要立志於追求道義、真理,要專心致志,不要為 世俗所累。同時,他還認為追求學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敢於知難而進,「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針對冉求在學習問題上認為自己能力不夠的思想,孔子認為所謂能力不夠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來,你現在以能力不夠劃地自限,實際上是沒有堅持到底的緣故。在這裡孔子勉勵冉求要知難而進,只有這樣才能得道。事實上孔子自己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這說明學無常師,作為人應隨時隨地注意向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孔子提倡和讚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2、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談中多處提及學習方法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與此同時,孔子還特彆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只讀書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精神疲殆。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累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另外,孔子還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   3、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他提出要用四種東西作為自己的學習綱要,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四項內容對於自己和別人都具有重要意義。孔子在重視博學的同時,也強調學習要抓根本的東西,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裡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說明自己的「多學」是相對的,在多學的基礎上,我是用一個道理來貫穿自己的學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學習的根本,學習重在抓住根本。這裡孔子間接地說明了博與精的關係,值得借鑒。   4、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的,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也就是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國,又不能獨立作主應對;這樣,雖然書讀得很多,又有什麼用處呢?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也就是說,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正義的事不能去做,有錯誤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論和實際不能結合,這才是我們憂慮的。由此可見,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應用,在於實踐,在於「舉一反三」地靈活運用知識。關於這一思想,在孔子的學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現出來。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路》)也就是說當官時有餘力就應該學習,學習後有餘力就可以做官。這一思想實質上也體現了學與用的關係,要想當好官必須學習,學習的目的應是更好地當官,體現了學習與應用的關係,也體現了孔子辦私學的目的,即通過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讓他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師培養政治人才,當然在孔子看來,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關於教育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了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 」、「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讚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后「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讚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彆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于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麼,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麼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分析和揚棄。

關於務政

  《論語》中關於務政的思想是「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對此,《論語》中對務政的標準也作了具體說明。   1、關於務政的對象。孔子認為只要懂禮、有道、正直,並具備一定的從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務政。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也就是說,只要人具備一定的參政素質,諸如果斷、達理、多藝就可以參政。   2、關於務政的基本要求和標準。從政者必須勤勉忠誠。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先之勞之」,「無倦」(《子路》)。也就是說在位不鬆弛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心,要帶頭、勤勉,辦事不要鬆懈。從政者必須溫良恭儉讓。陳子禽向子貢問道,「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也就是說孔子來到一國就一定會知道這裡的政事,就是因為先生有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五種美德。而這五種美德也間接地說明參與國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談論鄭國賢相子產時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是由於子產的這種莊重、恭敬、恩惠、道義和美德,才能使他處於鄭國的賢相位置。   3、要言行一致,舉止端莊。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也就是說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張為他人接受,必須心意誠懇,行為端莊,這樣你的主張就可以行得通了。   4、要眼光遠大,依次而進。子夏當了莒父的縣長,向孔子請教怎樣理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辦不成大事。而應眼光放遠,依次而進。另外,孔子還認為在處理政務時應當慎重,要深入實際,多聽多見,了解實情,以免犯錯誤。即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

治國安邦

  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其有關治國的道理在《論語》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治國的根本在於「人倫綱常」。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即要治理好國家,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這一思想雖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倫理觀念,但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倫理綱常確實起到了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階級社會里,不論處於什麼時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以「人倫綱常」治國呢?孔子回答子路的問題時作了說明,子路問孔子:「衛國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然孔子也認為,重視倫理綱常的作用也不能脫離禮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里仁》)即用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家,國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人倫綱常的禮才能得以保證。在這裡禮讓成為維繫人倫綱常的精神紐帶。   2、治國的前提在於君子主要嚴於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端正自己本身,嚴於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家也無法治理。孔子還 以舜為例說明君主嚴於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來,真正能從容安靜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麼他做了些什麼呢?也不過是莊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罷了。這裡舜的莊嚴端正行為正是他實現太平世道的關鍵所在。   當然,孔子還認為君主治國除了行為端莊之外,還應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係,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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