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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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劉伯承同志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兢兢業業,奮進不息,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為我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他的歷史功績和優秀品德將永遠彪炳史冊。

簡介

  劉伯承(1892~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現代軍事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入學生軍,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組織過滬順起義、南昌起義,先後任過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對中國革命軍隊的建立和壯大,對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的邁進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貢獻

坎坷一生元帥路

劉伯承

  劉伯承,原名明昭,出身於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上過私塾,讀過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學。辛亥革命爆發時,劉伯承已經十九歲,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統治鬥爭中,參加了學生軍,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之後被分到蜀軍第五師任司務長。護國戰爭爆發后,他又改任排長,由於作戰勇敢,他被火線提升為連長,可是蜀軍很快被袁世凱的軍隊打敗了,就連指揮討袁的蜀軍總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隊失散,劉伯承回家暫避,不久,救國心切的劉伯承再次出來投身到革命鬥爭之中。   1916年,在討袁護國鬥爭中,劉伯承組織起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很快這支隊伍發展到兩千餘人。他率軍攻下豐都,在反動軍隊的反撲他負重傷失去了右眼。然而,由於他指揮有方,作戰勇敢,年僅二十四歲的劉伯承落下了川軍名將的美稱。   劉伯承在川軍中戰鬥了十年,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也參加了軍閥之間的戰爭。他看到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是痛苦和災難深感不安。1926年,劉伯承在吳玉章等人的引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受黨的委託,為配合北伐戰爭,他與楊闡公一起組織了滬州、順義起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國共合作XX之後,劉伯承從四川東下,奉黨的指示,到南昌與朱德等將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之後,劉伯承等人潛往香港,1927年冬轉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間,正遭通緝的劉伯承被染上惡習的兒子告發,幾遭逮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躲過了反動派的追捕。   從蘇聯回國后,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並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面對「左」傾路線和李德的瞎指揮,劉伯承敢於站出來進行鬥爭,他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採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確意見不僅未受到重視,還被免了總參謀長的職務。   紅軍在慘痛的失敗中開始總結教訓,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後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劉伯承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在長征途中,每遇關鍵時刻,他總是親臨前線指揮。在後有數十萬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過不了江,毛澤東卻風趣地說:「朱德同志說,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麼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他還組織了智取遵義、強渡大渡河、巧過少數民族區域等重大軍事行動,為紅軍的長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抗日戰爭中,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與政委鄧小平率部深入敵後,在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組織指揮了奇襲陽明堡、伏擊神頭嶺、巧勝七亘村等戰鬥,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打破了敵人的十三路「圍剿」。在抗戰勝利前夕,他率部大舉對日寇反擊,殲滅五萬餘,收復縣城五十九座。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他組織了上黨戰役,殲敵十三個師。隨後又打了平漢戰役,殲敵二個軍,接著戰隴海,下定陶,揮師南下,按毛澤東的部署,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楔子。劉伯承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組織了淮海戰役,一舉殲敵五十五萬多;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隨後渡過長江,打下南京城,揮師向南,解放了華東和西南地區。

劉伯承畫像

  全國解放之後,劉伯承辭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為軍隊的正規化和現代化積極努力。劉伯承在軍事學院任院長七年多,他常常親自審定教材,參加演習,使軍事學院的建制和課程設置逐步趨於完善。然而,正當劉帥嘔心瀝血地為軍事教育而工作時,不公正地打擊降臨到他的頭上。1958年夏天,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斗到了這位六十六歲的老元帥頭上。七月的一天,高燒三十九度的劉帥被召回京,在懷仁堂千人大會上作檢討。此後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老元帥失去了戰爭勝利帶來的愉快,經常緘默不語。但他仍然關心著軍隊和國家的建設,他受的不白之冤歷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他的功績和貢獻已被永遠載入史冊。劉帥的坎坷經歷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濃的傳奇色彩。

精謀巧計勝孫吳

  劉伯承出身行伍,戎馬一生。他帶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謀。在川軍之中他就有了名將之美稱。加入革命隊伍之後,他善於學習,勤于動腦,使他的指揮藝術逐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紅軍長征的路上,智取遵義城、巧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飛奪滬定橋等一系列戰爭奇跡都是劉伯承指揮先遣隊創下的。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他利用日寇的輕敵麻痹派出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取得炸毀敵機數十架的戰績。為了有效地消滅日軍,他利用圍城打援之術,在神頭嶺巧設伏兵,打潞城誘敵出援,一舉殲敵千余名,這在抗戰初期算得上是輝煌的戰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邊疆兩次設伏,使日軍白白多送上百余條性命。在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相去甚遠,我軍採用的多為游擊戰術。劉伯承把游擊戰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說:「游擊戰爭的『游』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游』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他為游擊戰總結出一系列簡練有效的戰術方法,諸如「攻擊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戰術」、「麻雀戰術」、「黃蜂戰術」;還有「拖刀計」、「殺回馬槍計」、「吸打援敵計」等等。   在解放戰爭中,劉伯承的指揮藝術達到了臻於完美的地步。他一戰上黨,殲敵十三個師三萬餘人,給了到解放區搶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當頭一棒;再戰邯鄲,殲滅敵人兩個軍,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的重慶談判。隨後他奉中央指示,揮師向東橫掃,然後下定陶、打巨野、戰滑縣,直殺得國民黨軍隊摸不著頭腦,連續五戰五捷,殲敵十個半旅,計七萬餘人。   千里躍進大別山應該說是劉伯承軍事指揮藝術的傑作,這場戰爭,與其說是斗勇不如說是鬥智。當時解放軍尚處劣勢,第二野戰軍離開根據地挺進魯豫已經處在虎狼夾擊之中。為了掩蓋真實的用兵企圖,劉伯承指揮軍隊作出許多「示假」舉動,把敵人引入迷途。劉伯承首先指揮軍隊打了魯西南戰役,使敵人誤以為我軍要奪隴海,於是調兵防守;隨後,命令部隊在黃河渡口佯攻,造成北進回歸根據地之勢,蔣介石立即調三十個旅分五路開進鄆城、巨野。然而,劉鄧大軍的行動方向卻相反,甩掉大後方向南挺進,完全打無後方戰役,到此時蔣介石還以為劉鄧大軍是在不能渡的情況下被迫南竄。只有到了劉鄧大軍渡過渦河、沙河、黃泛區之時,蔣軍才明白了我軍的意圖,但為時已晚。我軍挺進大別山後,如同在敵人的腹部楔進了一支鋼釘,使蔣軍隨時都深感不安。這一舉措牽制了蔣軍南線兵力的一百六十個旅中的九十個旅。為解放戰爭的勝利設下伏筆。

勤思善學成儒將

劉伯承

  劉伯承一生刻苦勤奮孜孜以求,使他不僅走完了從士兵到元帥的進步道路,而且成為無產階級軍事家,被譽為「儒將」。   在我軍將領之中,劉伯承學習刻苦是出了名的。他從小就崇尚古人「頭懸樑」、「錐刺股」的刻苦精神。讀私塾時常常最先到校,最後離校,他不僅把課文背熟,而且連註釋也背下來。到了中學和軍校,他更是勤奮刻苦,以致各科成績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後,他仍不忘學習。   大革命失敗之後,黨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進蘇聯紅軍高級步校時他已經三十六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再學外文是相當困難的。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攻克了外語關,並獲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績優秀的佳績。畢業時他已經能夠準備地翻譯俄國的軍事理論著作。   回國之後,成為我軍第一位翻譯科長。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統研究了羅馬戰史、拿破崙戰史、日俄戰爭史等,開闊了軍事視野。還系統研究了蘇軍的條例、條令、作戰理論,增長了正規化軍隊和打現代戰爭的知識。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伯承的大部分時間在前線度過,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細扣兵書,置生死於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絕於耳的槍炮之聲時常成為他研讀兵書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一年後這部譯著校訂好並複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幾乎天天在打仗,左權同志就是在這期間犧牲的。即使如此,劉伯承也不忘校訂工作,他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任務。此後《合同戰術》下部的譯稿又送到劉伯承的手中,校訂完成並複印時,劉伯承作序寫道:「我在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上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志幫助繪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報》報道說:「劉伯承將軍在戎馬倥傯之中完成《合同戰術》一書下半部之校譯,計十萬字。此為一百天來劉將軍殲滅蔣軍十一個旅之外又一重大貢獻。……一百天來,劉將軍馳騁于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戰一次。」「劉將軍在極度繁忙的自衛戰爭中,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   劉伯承的勤奮好學還在於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他從不放過任何一次有影響的戰爭或戰役,認為那裡面有鮮血和生命鑄成的經驗與教育。從南昌起義的失敗,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大戰役和戰鬥,劉伯承常常都有系統的思考與總結。他強調「用兵從實際出發,使主觀符合客觀。」   劉伯承刻苦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理論,認真總結實踐經驗,使他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他集畢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統的軍事理論。   對劉伯承的刻苦勤奮,朱德稱讚道:「刻苦學習,學而不厭。」陳毅元帥則稱讚說:「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就連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也感慨地稱:「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與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諦鶴立雞群。」

嘔心瀝血辦教育

  「治軍必先治校」是劉伯承的名言,他也身體力行。為此奮鬥了一生。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擔任過紅軍學校的校長兼政委。長征途中,他是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先後擔任了紅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紅大校長。到陝北后,在繁忙的戰爭指揮中,兼任中央紅軍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率領大軍轉戰南北,在擔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同時兼任二野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指揮戰爭之餘,還親自任教,以一個教官的身份出現在學員面前。   全國解放以後,劉伯承初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他接受了辦學任務,辭去了軍政職務,創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擔任第一任院長,後任院長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廢待舉,萬事待興的艱難環境下,他強支病體,和教員、幹部一起摸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辦好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道路。他千辛萬苦地選拔教員,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確定辦學方針,逐項科目審定教材。在和平環境下我軍形成的辦學方針,高級軍事學院的課程設置和內容選定都凝結著劉伯承元帥的心血。建國后劉伯承主持軍事學院的工作達七年多的時間,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辦學過程中,劉伯承倡導良好的學風和校風。校風是育人的重要環境,學風是成長的重要條件。為了使剛剛辦起的學校儘快形成良好的風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學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規化規章制度,僅通過嚴格管理保證了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   為了適應現代化正規化的需要,劉伯承親自審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針。他提出了「戰術為經,技術為緯,經緯交織縱橫聯繫,編織起來」形成整體的訓練指導原則。他強調把訓練和培養善於組織指揮現代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指揮員作為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培養目標。   辦學離不開師資,他提出並採用「速成」「速辦」等方法提高教員的專業水平,提倡「尊師重教」以促使教員對教學工作的熱愛。劉伯承十分關心教材問題,他主張教材要少而精,內容要準備無誤。他要求提法妥當,用語準備科學,標點符號無錯誤。他還常常在百忙之中親自抓教材的編寫、翻譯、校對、出版等工作。   為了形成良好的辦學風氣和領導作風,他提倡「人人當院長」,「執事者各執其事」各負其責。倡導「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   劉伯承辦教育其成績是顯著的,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訓詞》中肯定了劉伯承的成績,他說:「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於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   綜上所述,用「我軍院校的開拓者」和「我軍院校之父」等詞來描述劉伯承對軍事教育的貢獻是不過分的。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1-3]

生平

和鄧小平在一起

  劉伯承同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劉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於四川省開縣趙家場。5歲讀私塾,12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5歲時因父病故、家庭困難,被迫輟學務農,飽嘗生活艱辛,立志「拯民于水火」。1911年,當辛亥革命的風暴席捲神州大地之際,毅然選擇了從軍之路。當時,親朋好友多不贊成此舉,他卻慨然作答:「大丈夫當仗劍拯民于水火,豈顧自己一身之富貴?」他剪掉辮子,懷著富國強兵的強烈信念,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1912年2月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學習各門近代軍事課程,同時熟讀中國古代兵書,《孫子》、《吳子》等經典名著的許多章節出口能誦。在將校學堂10個月,他不但學業出眾,而且以舉止端正、操守有持、惡習不沾聞名全校,被同學們稱為軍中「菩薩」。1912年底畢業后被分派到川軍第5師熊克武部,先後任司務長、排長、連長。1913年參加四川討袁之役,失敗後於1914年在上海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餘人的隊伍,組成川東護國軍第4支隊。1916年3月在指揮攻打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在療傷過程中,他為了不損害腦神經,強忍鑽心的疼痛,堅持不施麻藥,被為其主刀的德國醫生讚嘆為「軍神」。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川軍第5師第9旅參謀長、四川督軍署警衛團團長。1923年參加討伐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任東路討賊軍第1路指揮官,取得馳援龍泉驛等戰鬥的勝利。8月在作戰中右腿負重傷。在成都治療期間,結識川籍共產主義者楊闇公、吳玉章,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4年10月起,隨吳玉章到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考察國民革命形勢和中國社會現狀,途中所見所聞,使他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1926年5月經楊闇公、吳玉章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任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奉命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起義。由於他熟知川軍情況且素負眾望,被賦予「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重任。在歷時167天的起義過程中,他調兵遣將,進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應了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於抑制四川軍閥部隊東下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這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7月下旬秘密轉赴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同年底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到蘇聯時,為攻克俄文關,他「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   1930年夏學成回國,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並負責講授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等課程。1932年1月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期間,撰寫《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並翻譯多篇蘇軍教材和理論文章,促進了紅軍幹部軍事素質的提高。1934年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作戰指揮上的教條主義和專橫作風而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任第5軍團參謀長。   長征初期,協助軍團長董振堂執行後衛任務,掩護中央機關通過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1934年底復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1935年1月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智取遵義,甩開了敵軍主力,使傷亡大半、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短期休整。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等組織指揮了四渡赤水、二進遵義等戰役,使部隊跳出了敵軍包圍圈,直插雲南北部,並親率幹部團搶佔皎平渡,保障全軍渡過天險金沙江。5月兼任紅軍先遣隊司令,同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XX大涼山,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指揮所部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紅軍北上的通路。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鬥爭,被張國燾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援西軍司令員等職。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和政治委員鄧小平一起,率部奮戰在太行山上。面對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他經常用「勇是男兒頭上的桂冠」、「無角綿羊受欺壓,有蟄的黃蜂不可侮」等話語來激發將士們的對敵鬥爭信心。他指揮部隊先後進行了夜襲陽明堡、設伏七亘村以及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冀南反十一路「掃蕩」、百團大戰中的正太榆遼等一系列著名戰役戰鬥,給侵華日軍以沉重打擊,創建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方針,積極組織正規軍、游擊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游擊集團,並組建大量武裝工作隊,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占區、交通線廣泛出擊,粉碎了日偽軍的頻繁「蠶食」和殘酷「掃蕩」。與此同時,他率部多次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對根據地的進犯,牢牢把緊太行山這道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南大門」,使「平遼半壁山」得以免遭敵寇的蹂躪塗炭。1942年,他與鄧小平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度過了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歲月。1943年9月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當選為第七屆中央委員。   日本投降后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于1945年9~11月率部發起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殲北犯的國民黨軍近6萬人,並爭取其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勛率部起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慶與國民黨的談判,打破了蔣介石北進的戰略企圖,為實現黨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作出重要貢獻。內戰全面爆發后,兼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與鄧小平指揮所部以大踏步的運動戰,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後取得隴海、定陶、巨野、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豫北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殲敵數十萬,解放大片地區,挫敗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戰場的作戰。1947年6月30日,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關於「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決策,與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人在300里正面上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黃河防線」,發起魯西南戰役。他採取「攻其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戰法,指揮部隊經過28天連續作戰,取得殲敵4個整編師6萬餘人的重大勝利,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劉鄧大軍分三路揮師南下,開始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搗國民黨統治腹心的壯舉。途經汝河時,在前有阻敵、後有追兵的緊急關頭,提出「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響亮口號,並和鄧小平親臨前衛團指揮作戰,終於殺開一條血路。隨後,在遠離根據地、無後方作戰的困難條件下,粉碎敵人33個旅對大別山的重點進攻。繼而與出擊隴海線的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西的陳謝集團密切協同,在江淮河漢之間大量殲滅敵人,逐步在鄂豫皖邊地區完成戰略展開,實現了中央和毛澤東設想的最好前途——站穩腳跟,創建鞏固的根據地。經過10個多月的艱苦作戰,殲敵30余萬人,解放縣城100余座,開闢並擴大了中原解放區,形成三路大軍互為犄角、機動殲敵、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防禦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把以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為起點的戰略進攻稱作中國革命「歷史的轉折點」。   1948年5月起任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同徐淮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他戰前提出:「我們的打法是夾其額、揪其尾、斷其腰,置之於死地而後已。」戰役第一階段,在殲滅黃百韜兵團的同時,他和鄧小平、陳毅根據戰場實際情況,果斷地指揮部隊截斷徐蚌鐵路,使徐州之敵完全陷入孤立。接著他和鄧小平指揮中原野戰軍主力在雙堆集地區圍殲黃維兵團,成為準海戰役承前啟后的關鍵一仗。整個淮海戰役以殲敵55萬餘人的巨大勝利而告終,大大地加速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1949年4月參與指揮渡江戰役,實施京滬杭會戰,並親自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贛鐵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區。南京解放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1月與鄧小平率部進軍西南,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他出色地執行了毛澤東提出的遠距離迂迴包圍的作戰方針,拊敵側背,斷敵逃路,各個殲敵,同時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促成大批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率部起義和投誠,在近半年的時間內共殲敵約90萬人,解放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割據西南、伺機反攻的企圖。與此同時,他還領導了剿匪作戰和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為鞏固西南邊疆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50年11月建議並受命在南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為了辦好這所人民解放軍第一個諸軍兵種合成的高等學府,他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親自培訓師資、撰寫審定和翻譯教材,常常是「三更燈火五更雞」,宵衣旰食,手不釋卷。他通過在軍事學院陸續創立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防化兵、情報等系,繁衍發展了我軍諸軍兵種齊全的指揮院校體系,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他在教育訓練軍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1954年起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1955年9月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7年9月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9年任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1962年參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關心國防事業和軍隊建設,適時為中央軍委、總部出謀劃策。他提出的許多極富遠見卓識的戰略性建議,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2年後,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年表

劉伯承元帥

  劉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於四川開縣趙家場。   宣統三年(1911年)在萬縣參加響應辛亥革 命的學生軍。   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   次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   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戰爭中, 歷任連長、團長。   1916年 3月率四川護國軍攻佔豐都時,頭部中彈, 右眼致殘。   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時,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屢打勝仗,被譽為川中名將。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滬州、 順慶(今四川南充)起義,任總指揮,率部同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後轉往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失敗后經香港轉赴上海。   1928年留學蘇聯。   1930年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 12月回國,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XX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協助朱德、 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用俄語當面怒斥從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而被撤職,調任第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底復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   1935年 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揮幹部團強佔皖平渡,保證全軍安全北渡金沙江。隨後任先遣隊司令,與政委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   進人大涼山時,堅定地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區,並在當地留下民族團結的佳話。第一、 第四方面軍會合后,他作為總參謀長與朱德隨紅軍總部在左路軍。他和朱德堅定地維護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鬥爭。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在山西前線組織所部進行陽明堡夜襲戰、七豆村伏擊戰等戰鬥。   1938年後,與政委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指揮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等戰鬥,沉重地 打擊了日軍。   隨後又取得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掃蕩」的勝利,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940年組織部隊參加百團大戰,破襲正(定)太(原)、平漢、自(圭)晉(城)和(大)同蒲(州)鐵路交通線。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當選為中共 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5年 8月20日,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   1945年9月至11月與政委鄧小平指揮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控制晉東南和打通平漢路的企圖。   1946年 6月,與鄧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隊在十個月內連續組織隴海、定陶、巨(野)金(鄉)魚(台)和豫北等九個戰役,殲敵十二萬餘人,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   1947年 6月,與鄧小平率十二萬大軍突破黃河河防,指揮魯西南戰役,隨即千里躍進大別山,重建大別山根據地。   1947年10月,蔣介石派白崇禧指揮 33個旅圍攻大別山。 12月,劉鄧決定以鄧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別山堅持內線鬥爭,劉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調動敵人。劉鄧大軍和進軍豫皖蘇的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進軍豫西的陳(賡)謝(富治)集團互相配合,經十個月艱苦作戰,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進一步陷入被動。   1948年 5月,任中原軍區司令員。   1948年11月,與鄧小平、陳毅、 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   1948年12月15日,與鄧小平、陳毅指揮中原解放軍將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全殲于宿縣以南的雙堆集地區。   1949年 2月,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   1949年4月,與總前委其他領導人一道指揮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解放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 區。   同年冬,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在第一野戰軍的配合下進軍大西南,執行遠距離迂迴包圍的方針,解放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50年冬,他領導組建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7年9月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而受到錯誤的批評。   1959年後曾負責中央軍委的戰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屆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還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2年,因年高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評價

雕塑

  劉伯承的一生,經歷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部過程。他判斷敵情準確,計劃戰鬥周密,善於出奇制勝,以神機妙算、足智多謀著稱。朱德元帥曾讚譽他「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陳毅元帥留下過「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的名句。鄧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寫道:「伯承同志是我黨我軍的大知識分子,大軍事家。他的軍事指揮藝術和軍事理論造詣,在國內外屈指可數。」「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伯承是有大貢獻的。」面對榮譽和功勞,他本人生前曾謙遜地說:「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儘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其主要著述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譯著有《蘇軍步兵戰鬥條令》、蘇軍《合同戰術》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