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

来源:www.uuuwell.com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政策理念,改變了20世紀後期的中國,也影響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兩次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

人物簡介

鄧小平同志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留影

[1]  鄧小平,四川廣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早年赴歐洲勤工儉學,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始革命生涯。歸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黨領導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先後擔任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領導職務,為黨中央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的實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赫赫功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   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領導了西南全區的政權建設、社會改造和經濟恢復,不久就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黨的建設的加強和改進,作出了重大貢獻。「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受到錯誤批判和鬥爭,被剝奪一切職務。他于1973年復出,1975年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不久,由於同「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再次被錯誤地撤職、批判。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鄧小平再度恢復工作后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進行撥亂反正,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支持和領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立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本質,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他為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構想。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日本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發展了同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係。他為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來進行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鄧小平80歲生日在北戴河

[2]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辭去了最後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在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穩定的過程中,他起了關鍵的作用。退休以後,他仍然關心黨和國家的事業。1992年視察中國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重要談話,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驗,從理論上回答了一些重大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XX了一個新階段。1997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鄧小平理論,指出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並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行動指南。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逝世。[3-4]

生平年表

1904年至1920年

鄧小平在雷諾廠的檔案

[5]  1904年8月22日,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取名鄧先聖。   1909年,進私塾讀書,學名鄧希賢。   1910年,入協興鄉初級小學學習。   1915年,入廣安縣高等小學學習。   1918年,入廣安縣立中學學習。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群眾反帝愛國運動。1919年秋,考入重慶留法預備學校,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聲討賣國賊活動。   1920年10月,抵達法國,不久入諾曼底區巴耶男子中學學習。[6]

1921年至1930年

  1921年4月,到克魯梭市施奈德鋼鐵總廠當軋鋼工。月底,辭去工作赴巴黎。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成立。10月,進香布朗工廠做工,兩個星期后被解僱。   1922年2月,進哈金森橡膠廠做工。1922年夏,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次年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戎馬生涯(22張)  1923年夏,參加旅歐共青團支部工作,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赤光》的編輯工作。7月,當選為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書記局委員,同時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春,任中共旅歐支部里昂地區特派員。6月至9月,參與組織旅法華人多次舉行的聲援國內五卅反帝運動的大規模示威和集會。11月,進雷諾汽車廠做鉗工。   1926年1月,赴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春,離蘇回國,受中共派遣,到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所屬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工作,任政治處處長、學校中共組織的書記。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7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秘書,更名鄧小平。8月7日,列席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2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28年年初,和張錫瑗結婚。張錫瑗于1930年病逝。   1929年夏,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廣西,領導黨的工作,準備武裝起義,化名鄧斌。10月,任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書記。12月,同張雲逸、韋拔群等發動百色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任紅七軍政治委員、前委書記。   1930年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發動龍州起義,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在廣西右江地區11個縣建立了革命根據地。[7]

1931年至1940年

  1931年2月,同李明瑞率紅七軍轉戰到江西崇義后,根據前委決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4月,在上海寫出《七軍工作報告》,詳述了紅七軍、紅八軍的戰鬥歷程。8月,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   1932年7月,任中共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支持毛澤東打破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戰略戰術和正確的土地政策,反對「左」傾路線。   1933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5月,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不久,調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8月,主編紅軍總政治部主辦的《紅星》報。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35年1月,參加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6月,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10月,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   1936年5月,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後任主任。   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隨後,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8月,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赴南京參加國民黨政府召開的國防會議。8月25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與師長劉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區開闢晉冀豫邊區抗日根據地。9月至11月,參加在延安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重申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在會上作關於地方工作的報告。   1939年7月3日,參加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9月,同卓琳結婚,后一起回到太行山。   1940年8月至12月,參與指揮百團大戰。百團大戰是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帶有戰略性的對日軍的進攻戰役。[8]

1941年至1950年

50-70年代的鄧小平圖冊1(40張)  1941年4月15日,發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闡述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基本理論和政策。   1942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   1943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對五年來對敵鬥爭作了系統總結,概括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敵鬥爭的重要經驗,並提出今後對敵鬥爭的方針。強調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必須掌握中日矛盾的實質,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以堅持敵後鬥爭去影響全國,爭取戰後團結建國。7月2日,發表《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指出發展生產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根據地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是生產的重心。10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與太行分局合併,任北方局代理書記,主持晉冀魯豫地區黨政軍工作。   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時,與劉伯承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擴大為太行、太岳、冀魯豫、冀南等四個地區。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任中央局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9月至10月,為反擊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的進攻,同劉伯承指揮上黨戰役、邯鄲戰役。   1946年6月,蔣介石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8月至翌年1月,與劉伯承先後組織指揮了隴海、定陶、鄄城、滑縣、鉅(野)金(台)魚(鄉)等戰役。   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6月30日,同劉伯承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發動魯西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同劉伯承率野戰軍主力,千里躍進大別山地區。在國民黨軍重兵圍攻中堅持了大別山鬥爭,把戰線推進到長江北岸,在中原地區站穩了腳。   1948年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5月,與劉伯承發起宛東戰役。7月,與劉伯承發起襄樊戰役。9月至翌年1月,人民解放軍進行了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摧毀了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11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任書記,指揮淮海戰役。淮海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55萬人。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戰軍改編為第二野戰軍,任政治委員。3月,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3月31日,為總前委起草《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4月至5月,同劉伯承、陳毅等指揮渡江戰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蘇、皖、浙、贛、閩等省廣大地區。9月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0月至12月,同劉伯承等率部進軍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11月23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12月2日,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軍區政治委員。是年,領導西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權建設、恢復和發展生產。[9]

1951年至1960年

50-70年代的鄧小平圖冊2(16張)  1951年,領導進軍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7月,調北京,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后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   1953年10月,出席全國糧食工作會議,代表政務院作關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講話。   1954年1月,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財政工作要有全局觀念。4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57年3月至4月,到山西、陝西、甘肅等地視察工作,宣傳貫徹中共「八大」精神。5月15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11月,隨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958年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的擴大會議。會議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9月至11月,到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視察工作。11月至12月,出席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作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決議的說明。   1959年1月,主持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書記會議並作報告和總結髮言。會議主要討論年度計劃、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安排等問題。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作關於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的說明。9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0年1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研究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2月,到河南、安徽、天津等地視察工作。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會議上講話,強調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庸俗化。11月至12月,與劉少奇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十月革命43周年慶典和81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10]

1961年至1970年

  1961年3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廣州舉行的工作會議。作反對平均主義等問題的發言。會議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會後在廣東考察。4月至5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印發討論后,和彭真到北京順義、懷柔縣搞調查研究,隨後寫信給毛澤東,就條例中有關供給制、糧食徵購、公共食堂等問題提出意見。8月至9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   1962年2月6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強調要發揚黨的的革命傳統,加強民主集中制。7月7日,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要恢復農業生產,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哪種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用哪種形式。   1963年7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代表團舉行會談,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原則。   1964年6月19日,在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7月,到吉林、黑龍江等地視察工作。   1965年3月,針對江青等對文藝界人士和文藝作品的錯誤批判,在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嚴厲批評。11月至12月,到四川、貴州、雲南等地視察工作。   1966年3月至4月,在西北地區視察工作。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鬥爭,失去一切職務。   1969年10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縣,在拖拉機修造廠參加勞動。   1970年,在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參加勞動。[11]

1971年至1980年

  1971年9月13日,林彪謀害毛澤東陰謀敗露,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   1972年8月3日,致信毛澤東,希望再為黨和國家多做幾年工作。毛澤東批示肯定了鄧小平的歷史功績。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   1974年4月,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在會上系統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論斷。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開始全面整頓,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1月至10月,在黨的會議上,在關於軍隊、鐵路、鋼鐵、國防工業、科教、農業等方面的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表講話,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頓,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強調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整頓取得明顯成效。5月,應邀對法國進行正式訪問。年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度受到錯誤批判。   1976年4月,北京發生悼念周恩來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被撤銷一切職務。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7年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共中央批轉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意見。5月24日,同中央兩位有關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原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講話指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倡導的作風中的最根本的東西。8月至9月,多次召開座談會,強調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領導和推動科技和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   1978年3月8日,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系統地論述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性作用。9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朝鮮。後到東北三省、河北省、天津市視察,反覆強調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化生活需要能夠得到滿足。10月10日,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談話時提出,中國要實行開放政策,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發展的起點。10月11日,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致詞中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10月22日至29日,訪問日本,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不斷波浪式向前發展的大政策,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會議標誌中國XX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80-85年的鄧小平圖冊1(40張)  1979年1月28日至2月6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后訪問美國,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美。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強調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6月28日,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八次訪華團。談話時說,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民主和法制兩手都不能削弱。10月4日,在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提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今後長期工作的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經濟工作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擴大企業自主權,有利於發展生產,必須堅持。10月19日,在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講話指出,中國新的歷史時期的統一戰線,已經發展成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11月26日,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談話時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中提出,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報告,強調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4月至5月,多次談話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強調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5月31日,同中央有關負責人談農村政策問題,強調要因地制宜,實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7月,到四川、湖南等地視察工作。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報告時指出,對現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義、家長製作風、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特權現象和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弊端,必須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幹部隊伍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前提下,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8月21日、23日,會見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9月,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2]

1981年至1990年

80-85年的鄧小平圖冊2(4張)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提出必須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7月2日,在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提出,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8月,視察新疆。9月19日,在華北某地檢閱軍事演習部隊,講話時提出,要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1982年4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四項必要保證: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整頓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強調一手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5月6日,會見賴比瑞亞國家元首多伊。談話時說,中國一方面實行開放政策,一方面仍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8月21日,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談話時重申,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綱領。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召開,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決定他任中央軍委主席。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9月18日,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去四川訪問。9月24日,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闡述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為以後中英兩國政府的談判定了基調。

鄧小平同江澤民親切握手

[13]  1983年1月12日,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強調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2月,視察江蘇、浙江、上海等地。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6月26日,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話時明確提出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7月1日,《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出版發行。7月8日,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提出,要利用外國智力和擴大對外開放。7月19日,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必須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10月1日,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作《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講話,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2月,在視察廣東、福建后,肯定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建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並於5月4日發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在同他們談話時指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策,不會變。6月30日,會見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慶祝典禮上檢閱部隊並講話。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指出,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諾,是一種戰略考慮。10月,多次談話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根本政策;對內搞活經濟,首先從農村著手。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現在改革由農村轉入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服務業,還包括科教、文化等領域,是全面改革。12月19日,出席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86-93年的鄧小平圖冊1(40張)  1985年1月19日,會見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代表團。談話時說,中國的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政策,是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中國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3月4日,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談話時指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3月7日,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作《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講話。隨後作即席講話,強調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3月28日,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談話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4月15日,會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副總統姆維尼。談話時說,經驗教訓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5月19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各級黨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強調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如果只抓經濟,不抓教育,那裡的工作重點就是沒有轉移好或者說轉移得不完全。6月4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國政府決定裁減軍隊員額100萬,並闡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兩個重要轉變。7月11日,在聽取中央負責人彙報當前經濟情況時指出,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後的持續發展。要抓住時機,推進改革。8月28日,會見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談話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9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強調改革中要始終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幹部理論學習。   1986年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強調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指出,不能不講專政,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1月至2月,到四川、廣西等地視察工作。3月5日,對四位科學家提出的關於跟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批示:「這個建議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簡稱「八六三」計劃。「八六三」指1986年3月。3月28日,會見紐西蘭總理朗伊。談話時說,中國在搞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實行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依靠人民的力量,用法律和教育兩個手段來解決問題。4月19日,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剛、王寬誠、霍英東、李兆基等。談話時說,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8月,視察天津市。9月2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採訪,就中蘇、中美關係問題,台灣問題,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問題等回答了記者的提問。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決議草案時講話指出,中國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就會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9月至11月,多次談話闡述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要向著三個目標進行: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調動基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積極性。12月19日,在聽取中央幾位負責人彙報當前經濟情況和明年改革設想時指出,企業改革,主要是解決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

友好往來(40張)  1987年1月至3月,針對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數學生鬧事,多次談話指出,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2月6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4月13日,出席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講話,闡述按「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后,對香港、澳門、台灣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也不變,就要保證大陸社會主義制度不變。4月30日,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談話時系統闡述中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達到500美元,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實現人均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談話時提出,中國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在談到黨與黨之間要建立新型關係時說,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的國家的事情不應隨便指手劃腳。7月4日,會見孟加拉國總統艾爾沙德。談話時指出,中國方針政策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實行改革開放,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8月29日,會見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和贊蓋里。談話時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來制訂規劃。10月13日,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談話時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11月,根據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任中央軍委主席。   1988年1月23日,在一份關於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中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5月2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談話時指出,要進一步改革,進一步開放。思想要更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子要更快一些。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9月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談話時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9月12日,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彙報時指出,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千方百計把教育問題解決好,是一個戰略方針問題;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中央要有權威。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10月24日,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強調,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11月2日,在祝賀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時題詞:「加速現代化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12月21日,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談話時提出,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

86-93年的鄧小平圖冊2(6張)  1989年2月26日,會見美國總統布希。談話時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離開國家的穩定就談不上改革開放和搞經濟建設。3月4日,同中共中央負責人談話,指出中國不允許亂。十年來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4月,針對北京發生的動亂,兩次發表談話,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平息動亂、穩定局勢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5月16日,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5月至6月,在平息動亂前後提出,中國共產黨要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新的領導集體要以江澤民為核心。在談到當務之急時強調,要在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和懲治腐敗方面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常委會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事件爆發出來,促使冷靜地考慮過去和未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三部曲」發展戰略目標,都沒有錯。今後要繼續堅定不移地照樣幹下去。6月,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8月,《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出版發行。9月4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對國際局勢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11月20日,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暢述第二野戰軍的光輝戰鬥歷程。12月1日,會見以櫻內義雄為團長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主要成員。談話時指出,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   1990年2月17日,會見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3月3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發展戰略。3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接受鄧小平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14]

1991年至1997年

  1991年1月至2月,視察上海。同上海市負責人談話時提出,抓緊開發浦東,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8月20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

偉人逝世(18張)  1992年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重要談話,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回答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斷是非的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強調要抓住機遇,大膽改革,加快發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鄧小平會見了出席十四大的全體代表。   1993年11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發行。中共中央舉行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   1994年11月2日,經修訂增補的《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鄧小平文選(1975—1982)》,改稱《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卷出版發行。   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15]

政治成就

題詞手書圖冊1(40張)  鄧小平同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78年末,在鄧小平主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強調解放思想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要打破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製造迷信的僵化狀態,把人們的思想從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他第一次提出了「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的觀點,提出了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先富起來,以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企業、其他人,使全國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的觀點。   在鄧小平的主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確定了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政治路線,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應著手認真地改革,認真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等。全會決定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會肯定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全會還對黨的領導成員作了調整。大批挨批、挨斗、靠邊站的老幹部重返工作崗位,大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昭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建設經濟特區、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等,都是在小平的倡導和支持下,由黨中央、國務院做出的重大決策。[16]鄧小平同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打碎舊世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78年末,在鄧小平主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強調解放思想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要打破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製造迷信的僵化狀態,把人們的思想從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他肯定了由胡耀邦領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明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強調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在報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為了保障人民民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