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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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文化(subculture):又稱小文化、集體文化或副文化,指某一文化群體所屬次級群體的成員共有的獨特信念價值觀和生活習慣,與主文化相對應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現象,指在主文化或綜合文化的背景下,屬於某一區域或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生活方式,一種亞文化不僅包含著與主文化相通的價值與觀念,也有屬於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與觀念,而這些價值觀散布在種種主導文化之間的。

  亞文化:一個大社會內各分支群體擁有的文化。

什麼是亞文化

  亞文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總體文化的次屬文化。一個文化區的文化對於

亞文化

全民族文化來說是亞文化,而對於文化區內的各社區和群體文化來說則是總體文化,而後者又是亞文化。研究亞文化對於深入了解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意義。那就是在都市處於非中心——或者說處於邊緣地位的人,共同創造與享有的特殊文化,而且它是相對於主流文化而言的。一般來看,這些文化極少被專業出版物、媒體與展示單位所介紹,甚至也不為專業的文化學者所重視。在外國的歷史上,著名的爵士樂與搖滾樂都曾經是亞文化,但隨著專業人士與文化學者的不斷介入,它們到後來都成了正規文化的一部分。昨天的亞文化可能就是今天的主流文化,今天的亞文化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文化。這也表明,所謂正規文化總是在吸收亞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近年來,在世界的範圍內,已經出現了研究都市亞文化熱的趨勢。

亞文化的另外一種表現

  國外著名亞文化研究專家:亨利·布萊爾在《后現代主義的哲學舉隅》中則認為亞文化實際上是主流文化的過於呆板而引起的一種人類對於享樂追求的一種極端表達的方式。但那隻是現象,用這些現象概括亞文化本身並不準確。亨利在著作中認為:亞文化叛逆主流文化有一定的必然性,而這種必然性並非是因為理性缺失和享樂主義的泛濫。為此,書中提到了亞文化的另外一種表現,即從亞文化的基本觀點(即只關注亞文化的存在而不對它進行過於繁複的討論,沒有必要對一種現象進行過多的延伸)出發,通過理性的思維,實現新一輪亞文化到主流文化(亞文化基礎上的主流文化)的過度,達到某一哲學範疇內的和諧統一。

分支

  亞文化(subculture),整體文化的一個分支,它是由各種社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各地區、各群體文化特殊性的方面。如因階級、階層、民族、宗教、職業差別以及居住環境的不同,都可以在統一的民族文化之下,形成具有自身特徵的群體或地區文化即亞文化。

分類

  亞文化有各種分類方法,羅伯遜將亞文化分為人種的亞文化、年齡的亞文化、生態

亞文化的分類

學的亞文化等。如年齡亞文化可分為青年文化、老年文化;生態學的亞文化可分為城市文化、郊區文化和鄉村文化等。由於亞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響人們生存的社會心理環境,其影響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賦予人一種可以辨別的身份和屬於某一群體或集體的特殊精神風貌和氣質

典型亞文化

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于美國的一群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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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一起的年輕詩人和作家的集合體。這一名稱最早是由作家傑克·克魯亞克于1948年前後提出的。在英語中,形容詞「beat」一詞有「疲憊」或「潦倒」之意,而克魯亞克賦予其新的含義「歡騰」或「幸福」,和音樂中「節拍」的概念聯結在一起。   之所以將這樣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學生、騙徒以及吸毒者當作「一代」,是因為這個人群對二戰之後美國后現代主義文化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西方文學領域,「垮掉的一代」被視為后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美國文學歷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

垮掉的一代成員

  「垮掉的一代」的成員們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蕩公子,他們篤信自由主義理念。他們的文學創作理念往往是自發的,有時甚至非常混亂。「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們創作的作品通常廣受爭議,原因是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傳統創作的常規,結構和形式上也往往雜亂無章,語言粗糙甚至粗鄙。

垮掉的一代影響

  「垮掉的一代」對後世的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文化研究學者們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后現代「亞文化」。

關於垮掉的一代的文學作品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文學作品包括傑克·克魯亞克(1922年-1969年)的《在路上》、艾倫·金斯堡(1926年-1997年)的《嚎叫》和威廉·博羅斯(1914年-1997年)的《裸體午餐》等。后兩部作品由於內容「猥褻」而引起法庭的注意,但也為此類文學作品在美國出版的合法化進程做出了貢獻。

青年亞文化

  青年亞文化代表的是處於邊緣地位的青少年群體的利益,它對成年人社會秩序往往採取一種顛覆的態度,所以,青年亞文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的邊緣性、顛覆性和批判性。問題在於這種處於破壞、顛覆狀態的亞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產生錯覺,從而將全部媒體上的青年亞文化內容當作主流文化來接受,把亞文化宣揚的價值觀念當作主流的健康的價值觀念來吸收。其實,青少年就是借助使用媒介這一活動來實現對成年人掌控世界的逃避和抵抗,由於這一亞文化是青少年自己親身參與創造的,因而它媒體多於傳統媒體等。青年亞文化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伯明翰大學的學者集體撰寫了一部叫《儀式抵抗》的著作,對英國工人階級青少年的亞文化給予了廣泛的關注。研究者認為,青少年中流行的亞文化構成了對體現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英國主流文化的反抗,在當時的社會情景下,階級的對立也表現在文化領域,平民階層的青少年因無法XX主流文化而自創了一種時尚文化,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徵意味。例如,光頭仔的行為表面上是在追求一種粗野彪悍的形象風格,但在其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企圖。S·霍爾指出,儘管這種離經叛道的亞文化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但它仍是「對一種前革命的社會、政治和組織問題的后革命的文化反應。」「但是,一些亞文化僅僅是在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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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期出現:它們浮出水面,變得可辨認並被貼上標籤;它們一度控制公眾注意的舞台,然後它們淡出、消失或被廣泛傳播以至於失去了它們的獨特性。這裡,正是亞文化結構的后一種,主要與我們有關,無賴青年、搖滾客或光頭族的奇特、前衛的著裝風格、關注點和環境等等……」迪斯科夜總會、光頭黨、朋克、嬉皮士、搖滾樂……直至群居、吸毒、同性戀等從文化到生活各個層面,這些一度成為英、美60年代的一道文化景觀。青少年就是通過這些活動來創造新的大眾文化形式,因而,這種帶有反叛色彩的青年文化具有后現代的傾向。   青年亞文化在當代的變化,突出地表現為那種「披頭士列儂式」「充滿憤怒」的抗爭意識弱化,即反叛階級、種族、性別主流文化的意識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狂歡化的文化消費來抵製成年人文化。

單身亞文化

  單身文化正通過單身俱樂部這種組織形式向主流文化擴散,單身者群體性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例如兩XX往的開放性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主流社會。主流社會在對單身亞文化漠視的同時,也將這種變化悄悄地融入自己主流渠道中去。   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都是作為一種勞動力資源分配給單位的,每個個體都在人生上依附自己所屬的那個工作單位,人與工作單位的關係常常是終身制的,流動的難度非常大。   在一個沒有流動的社會,一個人除了在他所屬的那個單位消耗掉他所有的才華激情之外,還極有可能忍受長時期的無窮無盡的低能的管理者和鄙俗的同事的折磨,這種折磨的產生可能是因為說錯了一句話,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甚至可能是哪一天穿錯了一件衣服打錯了一條領帶。但是,你無法逃避,因為你不能辭職,不能將自己流動出去,你也無處可去。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如果他試圖避免受到上述折磨,他就必須時刻謹慎,他的言行必須完全符合領導、同事們的心意,以至於有的時候看起來,他活著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博得那些人的好感。   198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建立,人們開始可以自由地選擇職業了。人們可以到自己喜歡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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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去,社會也採取了比較寬鬆的人才管理辦法,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和知識以及社會的需要去尋找自己認為合適的東西;原有的體制鬆懈了,人生依附隨之解體,社會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寬裕的人才流動的餘地。這也是主流文化逐漸變得寬容的由來。多元結構開闊了個人人生選擇空間,也開闊了主流文化的心胸和視野。工作單位和個人之間的關係由主宰和被主宰的關係進化為雙向選擇的關係,這種取向是雙方的,他們各自遵循各自的利益原則,工作單位和個人之間的地位變成了一種在利益原則上的平等關係,是各自的取與予的需要,不存在恩賜和給予的問題。   這種平等的關係下,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才可能獲得尊重,個人才有可能生活在一個相對寬鬆的小環境中,只要他工作努力,就能夠得到報酬,獲得承認,且只有他工作的一面才屬於公司或者單位管轄,他的個人生活和個人喜好只要與他的工作不產生糾葛,工作單位一律無權過問無權指摘。有一部著名的美國電影《費城》,描寫一樁有關勞資雙方聘用合同的官司糾紛:影片主要人物是一個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戀者,因為性取向暴露被所屬公司解聘,之後他以"非法解僱"(歧視同性戀者和歧視艾滋病患者)的罪名將僱用方告上法庭,最終贏得官司的勝利。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任何人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習慣只要不違法即是合法的,它屬於個人的權利。   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是大的空間和大的生存環境,單位和部門是小的空間和小的生存環境。對於個人,這兩個環境同等重要。在懂得尊重公民人身自由的現代環境中,單身者自然有權利過自己的生活。當然,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還只是一個開始,新舊思想交替、交叉,現代化思維已經啟動,但是舊作坊思維、家族意識、獨裁觀念、小農意識卻還沒有消失,個性自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們重視,但是還遠沒有達到被主流文化全盤保護的境地。眼前,人們所獲得的鬆弛只是舊的思想體制XX的結果而不是新的思想體制建立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有所認識

企業亞文化

  企業文化包括了一組對立統一的基本生存樣態:企業主文化與企業亞文化。它們可能同步生成,也可能不同步生成。各類具體的企業文化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和適宜的文化氣候下才能形成。   從文化主體對企業文化選擇和傾向性上看,非決策層行為主體容易選擇、接受、奉行和建設企業亞文化(尤其當企業決策層充當不開明的角色、與非決策層形成明顯的文化隔閡、衝突時),因而,企業亞文化可能是非當權者文化,是下級或下屬文化,是民間文化,是富有反抗性的文化。當然,在決策層中所形成的官官相護,以及企業所出現的「任人唯親」現象,從概念歸屬上看也屬於企業亞文化的範疇。   從文化體層次階段來看,企業亞文化是企業總體主文化的次級文化。這是由於組織分層設立各種機構,各層次機構均具有其特定的業務、職責、許可權,各層次機構人員的組成情況也不同,故會出現有著其特定的文化內涵與表現形式的次級文化,但在總體上保持與企業主文化一致的前提下,並不妨礙企業文化的貫徹與落實。如部門文化、子系統文化、車間班組文化等等都屬於次級文化。   從文化體的組織性質來看,企業亞文化又可以稱作是企業總體文化的非正式組織文化。所謂的非正式組織文化就是非制度性群體文化。就一個社會而言,所謂非制度性群體,指的是一種不符合社會規範文化的群體。這種小群體一般都不是按照社會合法文化規範組織起來,它的形成主要是為了追求一種思想感情的滿足。由於大規模群體、制度性群體的目標主要是非個人性的,通常會限制個人需求和情感上的滿足。因此,為了彌補這種不足,為了尋求更多的個人滿足,就在上下級之間或同級朋友之間互動,建立起友情,非制度群體便應運而生,並且滋生出一種同類的文化意識。這種非正式組織文化有的產生於一定的組織形式,如俱樂部文化、派別文化、「沙龍」文化、「哥兒們」文化等等;有的甚至並沒有特定的組織形式,只是一些同病相憐、志趣相投的人不約而同地走在一起而形成的相同的文化形式。

同性戀亞文化

  同性戀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是社會學研究的理想課題。說它"理想",是因為同性戀現象外延清晰,內涵獨特;同性戀作為一種亞文化(subculture),有它獨特的遊離于主流文化的特徵;同性戀者作為一個亞文化群體,具有獨特的行為規範和方式。因此,世界各國的社會學者都很喜歡這個題目,對它做過大量的研究。

同性戀亞文化的爭論

  同性戀問題一直是全世界範圍內存在廣泛爭論的現象。各種文化都曾斥責和反對過這種行為。西方社會也一度因為艾滋病對同性戀產生過恐慌。但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理解,人們已經開始慢慢接受了這些人,使他們有了更多的空間,也衍生出了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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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根源

  現代社會的歷史源頭在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時期。當時進步的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號召打破封建神權政治,結束中世紀一千年的宗教統治。他們肯定人類和人性,質疑上帝和神性(或主張人性與神性分離,政教分離)。他們強調人的世界中心地位、人的主體性、理性、自主、自由,強調哲學、科學和文學藝術的作用和力量,要求恢復和發展古希臘時期的哲學、科學和文學藝術。他們重視經濟的作用,呼籲摧毀阻礙17世紀以來逐漸興起的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他們「為民請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博愛」、「社會契約」、「人民主權」、「民主政治」、「法治國家」、「三權分立」、「尊重和維護人的基本權利」等等誘人的口號,呼籲民主革命、結束神權和君權統治、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和法治國家。可以說,他們滿懷著革命的激情,揣著一顆浪漫主義心靈,構想一個美好的、理想的未來社會——現代社會,醞釀現代社會實現的藍圖和計劃。在他們的啟蒙、感染、激勵、鼓舞和推動下,西方人勇敢地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革命,最終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國家,人類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現代社會的篇章。啟蒙思想家們的偉大理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然而,就像一個新生事物總是有它的產生、發展、壯大、衰落規律一樣,隨著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的敵人的消滅,西方人的革命熱情消失了,進步的精神、進取心衰弱了,開始想著享受革命的果實——人權。於是享樂型個人主義逐漸盛行,大行其道。啟蒙思想家們構想的現代社會的理想計劃逐步被人遺忘或遭到質疑。啟蒙思想家們提倡的科學理性、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或道德理性)相結合、相協調的想法被「肢解」,人們拋棄了人文理性,一味強調科學理性和經濟理性。科技與經濟都變成了人的工具,科學理性和經濟理性結合成為工具理性。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人最終也變成了工具——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也是別人的工具。但是,享樂型的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性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集團與集團之間的衝突、階級與階級之間的衝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國家主義是放大的個人主義)。於是,工人與資本家、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出現(資本家的「貪婪個人主義」是引起矛盾的重要原因)。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社會蓬勃興起。兩次世界大戰則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國際政治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尤其是殖民地的利益)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而爆發的。   二戰後,大傷元氣的西方國家一心一意發展本國經濟,治療戰爭的「創傷」。西方國家30年(1945-1975)的「經濟奇跡」出現了,「福利國家」建立,「消費型社會」崛起。曾經因為階級衝突和戰爭被抑制的享樂型個人主義重新抬頭,並在新的基礎「福利國家」和「消費型社會」上,試圖摧毀一切阻礙它的因素——傳統、紀律、基督教的道德或啟蒙思想家們弘揚的道德、集體主義導向的社會組織方式和結構。   在吉爾·利波維斯基看來,正如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當時已經產生了享樂型個人主義,只是這種思潮在當時不是主流,當時的主流是符合民主革命需要的「英雄個人主義」、「革命個人主義」;但是,處於暗流的享樂型個人主義「頑強」存在,並一直努力地爭奪生存空間;到了「光榮的三十年」期間,享樂型個人主義終於戰勝了「革命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再也遇不到對手了,並且「變本加厲」,獲得了新發展:不但是享樂型,而且是自戀型,成為自戀型、享樂型的個人主義。於是,建立在這一新型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個人時代」出現,西方社會逐漸步入了「個人主義社會」,西方現代文化逐步被「后現代文化」排擠、取代。「后現代文化」取代現代文化,其本質就是「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亞文化化」。

產生原因

  享樂型個人主義最終戰勝「英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托克維爾認為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人性的趨勢,即人心要求「平等」(「條件均等」)。因此他表現出對現代民主社會的深深擔憂,然而他過於樂觀地認為他在美國民主中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鑰匙——發展宗教、協會、媒體等。論者認為,托克維爾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並不能令人相當信服。那麼,享樂型個人主義最終成為歷史的勝者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人的精神狀態的改變。   早在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就已斷言:不是哲學家的普通人絕對不能知道自己的高層次利益——道德完善、追求真理,也不會區分真和假,他們最終會成為自己內心潛藏的慾望和衝動的奴隸。所以柏拉圖在《理想國》里設想由一個哲學王來統治國家,即理性治國。他的意思是:絕大多數人都是缺乏理性的,是「感性動物」,只有哲學家才具有真正的理性,不會「感情用事」,而以理性辦事。論者認為柏拉圖對人的觀察和判斷是基本準確的。   到了啟蒙時期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這種大多數人是「感性動物」、少數人(真正的學者)是「理性動物」的狀態並沒有真正地得到改變,所以現代文化的踐行者其實是啟蒙時期和革命時期的真正學者(尤其是啟蒙思想家們,如康德)。盧梭就曾說過,(革命)個人主義是一個哲學家的產品。而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他們對於現代文化的內涵是了解不多的,甚至一無所知,所以他們不可能成為現代文化的真正踐行者。但是,他們是被歷史推著走的:啟蒙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興資產階級都推著他們走,當然,在種種推動下,他們的覺悟也有所提高,不過並未達到現代文化要求的高度。即使他們能夠實踐「革命個人主義」,做出自我犧牲,也往往是由於革命激情的推動,而不是理性的訴求。當然,他們的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他們內心潛藏的享樂型個人主義傾向受到了「革命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制約。   到了「后現代時代」,大多數人依然是「感性動物」,而只有真正的學者是「理性動物」,但歷史條件不可同日而語:革命結束了,政治高壓降低了,消費時代來臨了,換言之,社會環境寬鬆了。於是,大多數人的感性逐漸可以解脫壓抑,自由地表達了,潛藏的享樂型個人主義傾向也逐步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承認,取得了「合法地位」,被「合理化」和「合法化」了。這一切顯得自然而然,「后現代人」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一變化。相反,「后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敏銳地覺察到了這個變化,進行反思,提出了「后現代時代」、「后現代社會」、「后現代人」、「后現代個人主義」等等新概念,然而「后現代人」對這一大堆高深的學術用語是並不理解的,甚至莫名其妙,他們只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踐行「后現代個人主義」,做「后現代人」。

表現

  當代西方文化依然屬於「后現代文化」。在當代西方社會,文化現象光怪陸離,文化「泛化」、「濫化」,弘揚理性、道德、文明、崇高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日漸衰落,讚美感性、慾望、本能、快感、平庸、惡俗,建立在后現代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大眾文化」、「俗氣文化」橫掃一切,無往不勝。麥當娜、布蘭妮等「天皇巨星」一呼萬應,如君臨天下,「粉絲」們熱淚盈眶,出場費天文數字,他們似乎代表著「后現代文化」。然而,麥當娜的裸體照片、XX錄像在網上可以找到、下載;布蘭妮出門不「習慣」穿內褲,並很「配合」地讓記者「偷拍」裙底,她吸過毒,被強制戒毒,她曾「精神錯亂」,剪掉滿頭青絲,留了個尼姑頭,她被警察剝奪了孩子的撫養權,因為她真的不會撫養、教育孩子。在法國,性放縱俱樂部、換妻俱樂部、天體俱樂部日益受到人們的「歡迎」,成員越來越多;著名電台RMC的性節目吸引越來越多的的聽眾,聽眾們熱衷於與主持人「熱線交流」,傾訴他們的千奇百怪的XX(包括公共場所交媾、換妻、一夜情、同性戀、XX等),而女主持人BrigitteLahaie曾是一名拍三級片的演員;當代法國十大女影星(包括在中國有一定知名度的蘇菲·瑪索)都有拍過類似三級片的「光彩經歷」;當代法國著名女電視主持人ClaireChazal、LaurenceFerrari和MélissaTheuriau都有過在海灘裸泳的經歷,在網上可以搜索到她們的裸照;當代法國前奧運游泳冠軍LaureManaudou的裸照和XX錄像也被放到網上。   反觀當代中國社會,當代中國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不也接近於「后現代文化」嗎?陳冠希艷照門事件似乎並非偶然,類似的事件陸續被披露。女演員肖瓊、張鈺捅出演藝圈的「潛規則」,有多少可憐的女孩子渴望名導演「恩賜」她們「潛規則」。一部《色戒》,勾起多少國人的好奇心(窺淫慾)。木子美用「身體下半身」來寫作,近乎黃色日記的《上海寶貝》一炮打響。「芙蓉姐姐」靠在網上搔首弄姿出名,風光幾年不減,至今未衰。「超女」選秀,「全民瘋狂」。《百家講壇》由盛而衰,但也捧紅了不少「學術明星」。在中國作家富翁排行榜上,著名作家的財富日漸增長,但他們的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精神價值卻值得質疑。據說郭敬明和韓寒的小說只適合於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為他們的小說是為他們寫的,寫的是他們的生活。王朔公開承認自己嫖過娼、吸過毒,他發表的《千歲寒》令人不知所云。

亞文化與社會

社會結構的維護

  就如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樣,亞文化就如同一個粘合因子,把擁有共同價值觀或者共同利益的人歸結在一起,他們有著共同的話題值得他們深究,從某種方面來說,只要我們承認文化的多元性,社會結構便可以在相對的時間內取得穩定,與「娛樂至死」來掩蓋統治矛盾不同,亞文化的獨立發展在維護共同的利益的同時豐富和發展了主流文化,從而便於形成社會結構或者社會關係的認同,比如,弱勢群體的貧困文化,他們的文化內涵中存在著對未來改變處境的奮鬥和憧憬的積極因子,然而站在精英階層來說,這類群體中存在著被同情和扶植的需求,於是一種和諧的社會關係便生成,掃除了統治階級制定各項政策的疑慮,併為政策的執行指明了方向;同樣的,獨立發展亞文化所形成的文化防守消弱了文化的硬性對抗,緩和了階層矛盾。

新文化誕生與方向偏離

  文化的規模化生產和量化複製已然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代表文化一直就是在量的規模上進行機械的擴展,從亞文化的相對性我們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轉化中將會產生不自覺的定向,即隨著亞文化層級的加深,相對主流文化的層級同樣被加深,何況當今社會亞文化群體的細分發展已經從不同的角度深入,從文化的交叉性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從性格方面從屬於一個群體,從觀念上則可以從屬於另一個群體,而身體也可以從屬於其他亞文化群體,所以,文化的全面細分增加了這些文化的深度發展的機會,例如,我們可以根據詩歌的愛好組建一個亞文化群,同樣可以以某一句話或者一個字的美學研究而組建一個亞文化群體。   但這種深度發展也將存在一個問題,以弱勢貧困文化為典型的消極文化態勢對主流文化的偏離為表現,主流文化在不斷吸取亞文化發展精華壯大自己的同時,對亞文化的擠壓或排擠已成為事實,新生亞文化的方向偏離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簡單的說就像一棵樹一樣,還是樹苗的時候,只有主幹才是主流文化,當它長成參天大樹的時候,主流文化將不僅限制在主幹,而是除了葉子以外的所有枝幹,那麼亞文化就像葉子一樣,隨著枝幹的增多,葉子離中心主幹將越來越遠,這就是亞文化的偏離。

尖銳社會矛盾

  城鄉差距的擴大所體現出來的社會矛盾是亞文化群體最為突出的表現,亞文化群體的形成因素就是因為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話題,同樣,他們將為這共同的利益而奮鬥或維護,以消費差距為表徵的各種社會矛盾將會被激化。   正如媒體分割社會一樣,許多精英文化正在被少數有消費能力的社會階層所掌控,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虛偽的尊嚴,他們不願意同民間文化進行交流,徑直的發展自己的文化,並逐漸影響著主流文化,使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產生背離,最為典型的是各種政策的傾斜,就像城市規劃中的高科技工藝園區,他們享受著與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待遇,他們通過對文化的控制佔據社會財富的大部分,就像他們製造先進的生產技術而降低生產成本摧毀手工生產一樣,並且他們用的福利待遇同樣隨著文化的產生而增加,社會的分配問題遭到質疑。

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衝擊

  按照文化研究的發源地英國伯明翰學派—的看法,亞文化不僅僅是代溝的產物,而且是社會結構矛盾的產物,青年亞文化和父輩文化分享著同樣的難題和體驗,青年亞文化是發生在符號層面的對霸權和支配文化的抵抗,是「社會疾病」的癥候。青年亞文化表達和想象性地解決了父輩文化中潛藏著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和矛盾,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會病灶提供了象徵性的「解決方案」,對強勢文化、權力階層進行了符號層面的挑戰,儘管這種抵抗最終無法解決實際問題。伯明翰學派的這一思路或許可以通俗地概括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亞文化和抵抗。

社會關係的改變

  沒有和我們共同經歷的人都不知道「玉米核事件」究竟是什麼,就像網路BBS上經常暴露出的各種新成語一樣,「打醬油」「俯卧撐」「被和諧」「躲貓貓」等新語彙的創造已經屢見不鮮了,原本只是一次事件中的口吻,被現在的網路群體爆炒,用以指代某種事件或者是某種現象,這種信息的變異使人際間的交往成為一種障礙,而且這種障礙正在逐漸的加深,原本不接觸網路和不關注這類信息的人對這些新生的語彙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或者會受到感染,脫離原來的群體而轉向一個新的文化群體,以尋求一種假性的時尚,或者他們會對這種話題充滿著鄙視和一種自我的封建,這種對新異信息的迴避,使得自己與外界的交流更加減少,從而誕生一些更細密的文化群體。   關注政治的群體和關注娛樂的群體在交談中更是形成了一種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關注政治的群體對事實的評說方式與關注娛樂的群體對事實的參考時不盡相同的,政治群體則有一種憂國憂民的顧慮和對娛樂群體「商女不知亡國恨」的鄙視,而娛樂群體卻極力的抵制政治的枯燥乏味和對政治群體不懂享受的費解,這就是亞文化發展給社會關係帶來的一種弊病,然而緩解這種局勢的辦法就是一種大眾文化的深入發展和廣泛認同。

促進社會的進步

  伴隨著亞文化發展導出的新問題而來的是新的技術和新的思想,由於亞文化的發展帶動著社會的向前發展,可以這樣說,主流文化的發展過程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所以亞文化將會促進社會的發展。

亞文化的出路

  如何遏制后現代社會「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亞文化化」現象?怎樣拯救「高雅文化」?這一遏制和拯救有可能嗎?   正如柏拉圖所觀察的,大多數人是「感性動物」,只有少數人(哲學家或真正的學者)是「理性動物」。這種狀況從兩千多年前至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改變的只是歷史的背景、社會的環境和人類生存的條件。過去,人類更多的是處於「兵荒馬亂」的戰爭和衝突時期,當時的科技與經濟也比較落後,人們不得不為了生存、保存生命、「掙口飯吃」、「養家糊口」而艱苦鬥爭,可以說生存的環境比較嚴峻,生存的條件比較惡劣,所以為了適應環境,求得生存,大多數人不得不自我抑制其感性的因素,而多少有一些理性的因素。XX了「后現代時代」——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由於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大多數人不必再為「保住性命」和「填飽肚子」而苦苦地掙扎了。生活環境安逸了,生活條件舒適了,「飽暖思淫慾」,大多數人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本能的東西、感性的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來了,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勢不可擋」。這就是后現代社會「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亞文化化」的深刻根源和原因,如前所述。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遏制這一歷史「潮流」,拯救「高雅文化」,就只能期待人類社會的再進步、人們「靈魂的覺醒」和「理性的回歸」。   在康德看來,人既有人性,又有動物性,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然而正是人的理性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使人高於動物。也就是說,在康德那裡,人雖然有感性,但人身上主要的因素還是理性因素。當然,這隻是康德的一個超驗的理論假設,事實上這個假設也未必符合現實。康德的實用人類學就承認了人身上感性因素的頑固和強大。康德的倫理學認為人實踐道德的前提條件就是「無動於衷」,也就是通過內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駕馭人的感性,達到心靈的寧靜和內心的平衡,達到人與自身的和諧。康德認為人類的最終目的是道德的完善,這一目的的實現有待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他期待哪些進步呢?首先是科學的進步。盧梭認為科學和藝術導致人類的墮落,康德覺得盧梭的觀點是錯誤的。在康德看來,知識可以凈化人的靈魂,對真理的追求、對科學的「愛慕」可以「掐死」、「窒息」人身上一些「骯髒的慾望」,幫助人成為自己的主人,避免成為自己的感性的奴隸。其次是教育的進步。康德認為教育包括家庭的教育和學校的教育。在他眼裡,良好的教育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完善的一個有效途徑。但他觀察到他所處的時代的教育水平是比較糟糕的,當局者們也並不熱心於提高教育水平,而熱衷於創造國家的繁榮和財富。不過,康德沒有放棄他的希望——人類道德的完善。他預計這一希望只能在幾個世紀以後得到實現了。   時至今日,康德的希望尚未得到實現。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呢?論者不是占卜家,覺得很難對這一棘手的問題進行占卜。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康德的希望的實現有待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靈魂的覺醒」、「理性的回歸」。人類社會有沒有可能進步呢?論者覺得是有可能的。其實當代社會已經顯露出一些要求進步的跡象:以享樂型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后現代文化」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衝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國家是放大的個人),為滿足人類無止境的慾望而進行的對環境和資源的「掠奪式」、「榨取式」、「殺雞取卵式」開發利用引起了環境危機、氣候危機、資源危機、能源危機等等,使人類的生存環境受到幾千年來最大的破壞,人類的生存條件重新遭到威脅。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產生了沉重的危機感,進行反思和呼籲,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種種解決辦法可以歸結為:人類必須超越享樂型個人主義,剋制慾望,駕馭感性,回歸理性,重新找到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平衡和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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